吳敬璉：最核心的矛盾還是體制問題，經濟體制、社會認知體制。體制上有缺陷，所以就會造成腐敗的綿延，造成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轉不過來，轉了十幾年了，而問題積累得越來越多。

　　第一財經：那么施政所向呢？

　　吳敬璉：施政所向就是首先要找出問題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眾一塊兒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一財經：作為經濟學家，您對政府的施政所向具體怎么看？比如說經濟快速發展，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項目給落后地區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這里面也有問題。如何去解決高速發展和付出的代價的矛盾？

　　吳敬璉：我不得不說在這里有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經濟增長和就業及老百姓的收入是線性相關的。就是說一定的增長速度就必須付出這個代價，只有有了這么快的增長速度才能夠有這么多就業，才能夠使得老百姓的收入有這么高的增長。其實這之間的關系不是這樣簡單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問題是看你怎么增長，你靠什么辦法增長，這就是所謂增長方式問題，就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

　　最近的一個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增速下降了好幾個百分點，這一年半的時間就業的情況怎樣？就業的情況比前兩年要好得多。這就是說，這兩者的關系不是線性的關系，不是說有多少增長就有多少就業。

　　“九五”計劃決定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五”計劃做得很不好。在我那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里面就講到了當時討論問題出在了哪里，叫體制性障礙。體制性障礙主要的就是指政府有太多配置資源的權力，政府把GDP的增長看成政績的主要標志。這是問題所在。那么怎么辦？轉變方式。轉變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些什么辦法？當時講了四個途徑：一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市民化；二是制造業要強調向價值鏈的高端延伸，就是要著重在研發、設計、售后服務等方面，就是說要發展制造業內部的服務成分；三要發展服務業，發展獨立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四是用信息化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為什么這兩年的就業情況跟經濟增長的情況是兩個方向？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服務業的發展終于超過了制造業，大概是從前年開始。去年我們在國民經濟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就超過了第二產業，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所以雖然增速掉了幾個百分點，但就業沒有掉。

　　但是我們現在還有問題，因為產業結構有問題，反倒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很不好。原因是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比重仍然太低。我們當然需要進一步改進，但是一定要打破那種想法，說是一定要保持8%或者10%的增長速度才能保證就業，并不是這樣的。

　　關于國企改革

　　第一財經：我們注意到當前的改革再次把國有企業改革列為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們也看到以前說要管好企業，現在則要管好企業的資本。這樣的一個改變，您覺得背后深層的原因是什么？

　　吳敬璉：這可能是三中全會吸收產業界和經濟學界的討論后在國有企業問題上最重要的一個突破。這是一個方向性的轉變，過去政府直接管企業，政府官員就變成了企業的經理人。這是不正常的，這是搞不好的。因此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現在的問題就看怎么落實了